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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丹 办案札记之调查取证
发布时间:2016-12-02 作者:admin 浏览:

  办案札记之调查取证

  ● 雷 丹

  院里有同仁曾调侃我们民一庭的几个年轻女审判员,说怎么老听见你们的高跟鞋踢踏响,满办公楼的要车要人呐!自然民一庭要车要人,是为了外出,外出多半是为了调查取证。基层法院民一庭受理的案件,法律关系不算特别复杂,为什么我们真就不停的调查取证呢!

  我曾审理过一件返还原物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双方各还请了一名律师,我却两次外出调查取证,反复开庭三次,从这个案件中,大概可以看出频繁调查取证的原因。原告主张被告将其所有的车辆开走并拒不返还,要求被告返还车辆。被告辩称自己确实曾经使用过原告的车辆,但已经返还给了原告。案件争议焦点一是被告是否将车辆开走,二是被告是否已返还车辆。

  第一次开庭,原告举出的证据仅能证明他是车主,但对车辆是否被被告开走却拿不出证据,被告抓住这一点坚称自己并没有开走车辆,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显然要败诉了。原告律师当庭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理由是原告曾报警,被告在派出所做的笔录能证实其亲口承认将车辆开走的事实。同意还是不同意调查取证?说实话,原告律师的申请让我很恼火,作为执业律师,最起码应该知道要搜集证据来证实车辆被被告开走,如果需要法院调查取证,也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七天提出申请。再怎么埋怨律师的业务水平也得处理他当庭提出的调证申请,如果单以超过申请调证时限为由驳回原告申请,按现有证据原告败诉无疑,一是可能达不到“案结事了”的效果,二是可能引发新的矛盾,甚至一些偏激的当事人会将矛头转向法院;如果同意调查取证,对方律师态度鲜明地表示法院不应同意原告调查取证,原告方明显超期申请且未提出合理理由。权衡利弊,我的思路还是以查清事实为重点,同意调查取证,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原告进行罚款,罚款金额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后决定。

  案件第一次外出调查取证的结果不尽人意,被告在笔录中承认其于5月底已将车辆开走,但于6月27日又将车辆交还给了原告。组织双方第二次开庭质证后,事实依然处于不明状态。我认为案件审理至此,举证责任又转至被告,如果其没有证据证实车辆已归还,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就此下判,被告会服判息诉吗?我想起双方在第二次开庭过程中提及派出所干警曾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下双方于6月27日晚发生纠纷及6月28日在派出所进行调解的过程。但据双方所述,视频内容涉及的是被告与原告兄长的另一起经济纠纷,没有提及车辆的问题。视频内容会不会涉及到车辆在谁手里呢?在当事人均未提出调证申请的情况下,要不要去调取这两份视听资料?如果视频中未涉及车辆情况那我的工作也算尽力了,事实查不清只能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如果视频中涉及车辆情况,当然就可以查清争议事实。调和不调判决结果和说理可能大不相同,为了判决理由更充分,我最终去调回了两份视频资料。根据视频内容,被告于6月27日、6月28日都承认将车辆开走并未归还,与其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于6月27日归还车辆的说法相悖。由于被告没有提供其它证据,也没有合理解释两种说法为何矛盾,我采信了其没有归还的说法,判决被告应当返还原告车辆。宣判后,被告态度平和,判决结果已在其预想之中;原告也很满意,对我的工作颇为称赞。

  关于调查取证,《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有原则性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具,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更为详尽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了法院自行调查取证的范围:一是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是涉及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除此之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第十九条就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时间做了明确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

  我很清楚,如果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原告在没有合理理由情况下迟至开庭时才提出调证申请,不应同意;在双方当事人都没有申请的情况下,也不应调取派出所录制的两份视听资料。为何我会选择许可呢?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如果对当事人举证时限、调查申请时限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严格执行的话,会有许多案件出现“证据失效”情形,虽然可以按证据失效的情形作出判决,但这样做的话,案件虽能结,事却不能了,还可能引发更多、更尖锐的矛盾,根本达不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之目的。一些资深法官对时限上的要求并没有司法解释规定的那么严格,但在实践中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也做出规定,即逾期证据法院可以不予采纳或采纳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我考虑到当庭举证完全是律师不负责任的做法造成的,因此采取了罚款并当庭训诫让原告清楚为什么罚款。原告对罚款也无异议,在指定时间内交了罚金。

  另一方面,基层法院面对的群众,法律素质参不齐,程序规定基本不清楚。在担任民事法官这几年,当事人对我说的最多就是“法官,你去查、去问嘛”,你费尽口舌向他解释什么是举证责任、什么是举证时限、什么是法院职权范围,多半换来他不解甚至责怪的眼神。与诉讼标的相关的事实可能他在诉讼过程中根本就不提及,而是在审理过程中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被问出来的,而询问结果往往需要调查取证核实。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在诉状上和在第一次庭审中,只字未提被告与原告兄长曾发生过纠纷,派出所曾调解并拍摄了视频,而是在第二次庭审中,通过我反复询问才提及的,如果没有后来调取的视听资料,案件事实只能处于不明状态。面对法律知识欠缺的当事人,审判者依然负有查清事实的责任,我认为只有在法律范围内穷尽方法后,如果仍然无法查清事实,才能由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样做也有实务方面的考虑,一是基层法院面对的当事人,大部份没有聘请律师,法律知识欠缺,如果只限于他们自己提交的证据,可能很多案件事实都会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法院应该依法使用调查取证权利来查清事实。二是我国现行法律对举证责任多半是原则性规则,在法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分配,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可能对举证责任的承担会有不同的理解,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

  咱们基层民一庭法官被戏称为“最低人民法院司法小民工”,在办理案件中,最令人头疼的可能不是法律的适用问题,毕竟新类型、疑难、复杂的法律问题一年也就遇上几件;但每一个案件都会面临查清事实问题,在查清事实方面,我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又大多面对举证能力薄弱的群众,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但愿日子有功,能早日练得技熟,无须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