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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好意同乘”民事责任
发布时间:2016-12-02 作者:admin 浏览:

  初 探

  “好意同乘”民事责任

  ● 杨德清

  【在大量的交通事故中,因“好意同乘”引发的民事纠纷并不鲜见,但在我国的交通事故立法中,却是一个漏洞。到目前为止,尚无看到理论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司法裁判当中因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给法官自由裁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怎样协调和平衡“好意同乘”中各方当事人的权益,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问题提出

  背景材料: 几年前笔者想起了本院有这样一起案件:某摩托车车主将摩托车借给其子乔某驾驶(无驾驶执照),并在摩托车后面带好友杨某到城上玩,夜十二时许在返回家途中因车速过快撞在停在公路边的一辆农用车上,造成坐在后面杨某大腿骨折,驾驶人乔某同时大腿也骨折并昏迷。经交警部门认定,驾驶摩托车乔某负主要责任,停在公路边的一辆农用车负部分责任,坐在后面的杨某无责任。该好友杨某出院后以侵权纠纷为由起诉驾车乔某和车主(乔某之父),索赔各项费用7万余元,目前该案已审结,并执行完毕,此案也引发笔者对“好意同乘”的性质及民事责任等内容的思考。

  一、“好意同乘”的含义及性质

  “好意同乘”并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和用语,所谓好意同乘,即指机动车驾驶人、车辆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同意他人无偿搭乘该车去某目的地,因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对于此类纠纷,通说“好意同乘”纠纷。但需说明的是迎送旅客或为某种经营目的(如与同乘者去洽谈生意),虽是无偿的运送行为,但不构成好意同乘。“好意同乘”纠纷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属特殊侵权的危险责任范畴。

  (一)、“好意同乘”的主体

  1、“好意”的主体:驾驶人或车主,因有时驾驶人就是车主,两者合而为一。

  2、同乘的主体:该主体比较复杂,分而述之:

  (1)、同乘者是驾驶人的亲属,如父母、配偶、子女等;

  (2)、同乘者是朋友,如一些朋友可几家人同乘一车辆外出旅游、共同分摊各项费用。

  (3)、同乘者是熟人或陌生人,单纯的搭顺风车;

  (4)、专程送同乘者,或带情人兜风等。

  上述行为均是无偿的,但支付油料费是否属有偿,学者尚有争论,但通说认为仅支付少量成本应视为好意同乘行为。

  (二)、“好意同乘”的法律性质

  如前文所述案例,原告称其为合同行为,但不符合合同构成要件,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就某个事项中的权利和义务达成一致意见。而同乘者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付款义务,因而不具有合同的特征。“好意同乘”属事实行为,不属于合同行为。德国法学家梅迪库斯将其称为情谊行为,他认为免费搭乘他人机动车的人受到伤害,是一种事务处理行为,不是合同行为。对此观点,笔者赞同。

  因此,可以断言好意同乘,在“好意”者方面也未想与同乘者签订契约或得有何种报酬,完全是在尽义务,而在“同乘者”方面未想到出现风险或出现风险之后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属于自己默示的风险承担。所以“好意同乘”的行为是事务行为或情谊行为,决非契约行为,国内有些司法工作者认为属于合同行为是无法理支持的。

  二、相关国家关于“好意同乘”的立法与学说

  在道路运输领域,道路交通事故属于特殊侵权行为法域范畴,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立法范式,属于债法范畴,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一般都采用过失、过失相抵或无过失原则。在处理此类纠纷时,一般都从侵权行为理论上衡量肇事者是否有加害行为,是否具有过失,是否造成损害,损害结果与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等。我国司法实践就是采用过失责任的基本原则,无过失责任是例外。但是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汽车、航空、海运、电子、生物、化学工业等领域以梦幻般的速度推进,工业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汽车尾汽排放,大气污染、河流污染、噪音、矿难等危及人的生命健康的问题接踵而来,这时人们不得不考虑和重视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质量问题,因此世界各国都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限制一些危害人的生命和健康的行为方面,司法的天平在向弱势群体倾斜。特别是民法将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引入了侵权行为法,将交通事故也纳入了危险责任范畴,即从过失责任向无过失责任过渡,“好意同乘”就是向无过失民事责任的悄然过渡。下面简述一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好意同乘”的立法及学说。

  法国:法国对汽车事故损害赔偿实施无过错责任始于1930年的一起著名案件,该案例为:被告某公司所有货车由其公司职员驾驶,撞伤行人。该案第一审法院采用无过失民事责任判决原告胜诉。被告不服上诉。第二审法院认为损害是人的行为造成的,不是物之行为,与无生物行为无关,适用过失责任原理,改判被告胜诉。原告不服又提起第三审上诉,里昂高等法院又以同样理由驳回原告诉求。原告再度提起第三审上诉,最终被法国最高法院撤销了里昂高等法院的判决,判决原告胜诉。该判决对法国民法第1384条做了扩张解释,即无生物致害于他人者,其保管人应负“责任推定“之责任。该判例开启了危险责任(无过失责任或严格责任)之先河。1804年法国民法关于侵权行为仅设5条规定,直至19世纪末叶,判例学说均认为系采用过失主义。该法典第1384条规定:除对于因自己行为所生损害外,亦应负赔偿责任。该法典对 “好意同乘”未有明确的说法但根据其立法旨意系纳入严格责任规范之内。

  法国民法对交通事故从过失责任到无过失责任(包括对“好意同乘”)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该国1958年颁布了《义务性机动车责任保险制度》,在该制度之下,保险合同人、机动车所有人或同乘者成为受害人时,都能够得到赔偿。

  德国:德国1909年5 月3日诞生了《机动车法》,第一次将机动车责任纳入了严格责任(无过失民事责任)。规定了最高赔偿限额,但最高限额较低,对被害人之保护颇有不周;并规定了对司机和搭乘者“好意同乘”不适用该法。拒绝对这两种人适用严格责任保护的原理是:汽车作为一种高速度移动的物体给道路交通使用者造成了危险,故严格责任保护对象是道路使用者,而不包括制造风险的司机和他们的同乘人。为补救此一缺陷,乃于1930年制定《汽车占有保险责任法》依义务保险制度,加强对被害人之补偿。1952年,德国联邦颁布了《道路交通法》其中第7条规定:“机动车驾驶过程中有人死亡、受伤或损害他人的健康或财产时,由机动车所有者就其损害向受害人负赔偿责任,如果事故是由不可避免的事件所引起,而这种不可避免的事件既不是因机动车故障,也不是操作失灵而引起,则不负责。“该条规定与其他所有的危险责任的规定一样,即基于一个基本原则:只要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所有人无论有无过失,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意外事件除外)。该法危险归类之基本原理,是维持不变的,但内容有诸多变动;适用范围扩之物之毁损,于有偿之营业运送,就其适用对象扩充于乘客;赔偿最高限额为25万马克。但该条规定的危险责任只涉及交易行为的有偿客运,并不涉及无偿的、非交易行为而被运送的随乘人员的赔偿问题。所以早在1995年交通案件审判年会上,有人建议应将无偿的、非交易行为而被运送的随免责人员纳入危险责任保护之内。因此在2002年7月19日颁布的《修改损失赔偿条文第二法》对《道路交通法》第7条做出相当大的改动,危险责任的范围从机动车的运行被扩展到机动车拖拉机,因意外事件的免责事由也改为不可抗力才能免责。对《道路交通法》第8条危险责任的修改也涵盖了无偿交易行为进被运送的同乘人员。但相反的观点认为,被无偿运送的随乘人自愿承担了危险,因而不享受保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被无偿运送的随乘人来说,危险责任就相当于应付报酬的对待给付。但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均未考虑反对者的观点,司法机关通常就判驾车人向同乘人承担完全的侵权责任,即使搭车人知道开车人存在一些增加行车危险情况,如明知开车人喝醉了酒或开车人没有驾驶执照,一般也并不意味着搭车人放弃了获得赔偿的权利或同意开车人不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认为,搭车人的知情应视不具有过失,应相应减少赔偿金,但联邦最高法院在多项判决中,都认为存在对轻微过失责任”默示“排除。综上所述,德国立法对“好意同乘”是采用无过失责任的。但学者却有不同意见,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是催生新的法学理论的动力。

  英美等国

  美国:“好意同乘”的赔偿源于1973年加得福尼亚洲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在该判例中,机动车的主人驾驶失误,越过高速公路的中心线撞在测面的围墙上,受伤的同乘者请求损害赔偿,原告主张美国的“好意无偿同乘法”违宪。法院判决认为:将无偿同乘者与其他受害人区别开,给予不利的对待违反了平等条款,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至此以后,美国多数州采用无过失保险制度,经投保汽车所有人及家属、同乘者、司机及被车撞伤的受害人,在一定的金额下,不问何人过失,均得以被保险人资格向保险公司直接请求支付保险金。英国1972年《道路交通法》对“好意同乘”者也强制地要求投保,出现事故的可以获得赔偿。

  综上所述,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越来越重视人的生命权利,体现了人文关怀。从过失责任到严格责任,说明社会的进步,对“好意同乘”行为,尽管有学说上的差别,但立法趋势都是对同乘者采用无过失原则,并同其他第三者(甚至包括司机)同样享有索赔权,其经济上的赔偿或补偿已由保险公司所替代。

  三、笔者对关于“好意同乘”的观点

  “好意同乘”在我国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合伙驾车外出旅游,搭便车旅游现象很普遍,这样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但由于立法上的欠缺,导致司法实践上各行其是,对于怎样平衡车主、驾驶人和同乘者的利益关系,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一)、关于“好意同乘”的各种观点

  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认为:无偿搭乘,司机就不负任何责任的说法站不住脚,现行法律中关于“好意同乘”引发事故的责任划分和相关赔偿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可以参照相关规定处理。他举例说:比如自行车存放,有偿存放和无偿存放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有偿存放管理责任大一些,无偿存放就不负任何责任,这种说法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对无偿搭乘的司机责任划分,他认为司机只需要尽到一般义务就可以了,只有在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没有收费或象征性的收一点费,都会相应减少司机的部分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叶林教授认为,如果司机收钱,免费搭乘出了事故,即使是因为司机违章引发了交通事故,让司机承担全部责任也是不妥的。上述两位学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司机是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即使违法,也不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俊海博士则认为,司机对同乘人负有安全注意义务,如果是好意同乘,司机的轻微过错导致搭乘人受伤,不应承担责任。还有学者认为,好意同乘者搭乘他人车辆绝不意味着乘车人甘愿承担风险,驾驶员同样不能随意置好意同乘者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好意同乘不宜作为驾驶员与车主的免责根据。在一般情况下好意同乘者应做为一般受害人得到赔偿,但应根据具体情形,一般不得少于受害人的二分之一。

  (二)法院内部规定

  因国家对“好意同乘”没有明文规定,迫于审判的需要,有关地方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交通事故的相关规定。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1日施行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4条规定: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因该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受到损害的,应当酌情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一)机动车方基于经营目的提供无偿搭乘的;(二)受害人按规定免票的。

  上述法院的内部规定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给当地法院审理“好意同乘”案件提供了审判依据。但从这家法院的规定看,均为赔偿责任,属严格责任,对于汽车保有人和司机难免不公,与主流民法观点和司法实践不符,也与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不符,有失公平。至此,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好意同乘”若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才可免除地方“审判割据”的混乱局面。

  四、“好意同乘”应属于情谊行为

  关于“好意同乘‘纠纷,各地法院有不同的判决。有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有判令好意者承担10%、20%、30%、50%、80%赔偿比例不等的。关于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强化汽车所有人的民事责任,即严格责任。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根据中国国情,只能逐步与世界接轨。

  关于”好意同乘“的法律性质前面已有叙述,笔者同意德国著名法学家梅迪库的见解,即属于情谊行为。“好意同乘”的前提是“好意”,并非歹意,上升到民法理论,属于善意行为,符合“善良风俗”原则,所以在处理“好意同乘”纠纷时不能让好意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自不待言。从同乘者方面看,车主或司机好心好意让你搭便车,即享有了白白乘坐他人车辆的权利,不负任何义务,而在出现事故后,却让好意者承担全部责任,不符合善良风俗原则。笔者前面谈到的案例,就是显明的对比。所以我认为处理这类纠纷,要先认定该纠纷的性质是情谊行为,还是受合同法约束的法律行为,只有把握住这个前提,才能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我国私家车还不是很普遍,但同乘现象较多,并且在车的质量、路况、公路管理、人的素质、承担责任能力等诸多因素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我认为对好意同乘民事责任的负担,应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严格责任为例外。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笔者比较认同日本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即应根据不同的案情适用不同的承担比例。

  (一)、因意外事件(如车辆正常行使中的轮胎爆胎、人为设置路钉或石块导致导致车辆倾覆等)导致交通事故,驾驶人尽到注意义务。在驾驶人与同乘都遭受人身损害情况下驾驶人或车主应当免责。从公平的角度而言,驾驶人与同乘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在都受损害的情况下,让好意一方赔偿无偿乘车一方损失显示公平。作为好意一方不仅付出了体力、精力、还有车辆磨损。汽油消耗等成本,并且往往是驾驶人遭到的伤害更为严重。在同是受害人的情形下,让好意一方赔偿同乘一方的损害,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在此情况下,对同乘人应采纳德国民法学家理论,即“默示的风险承担”,而不是“默示的风险排除”。

  (二)、在同乘人明知驾驶人无驾驶执照或醉酒情形下,还坚持同乘,按照过失相抵原则,若出现损害,同乘人应承担50%的民事责任。

  (三)、在交通事故系由其他机动车辆造成并未破案的情况下,好意方无任何过错,驾驶人或车主按严格责任承担10%补偿责任足矣。并且该责任仅限于人身损害范围,不应涉及物的改善人民生活和精神损害赔偿。

  (四)在同乘人提供驾驶意见或轮流驾驶的情形下,参与人的身份应为车辆使用人,如出现事故,应各自分担责任。

  (五)驾驶人专程去送同乘人到某目的地,如出现交通事故,且驾驶人无过错的情形下,此时,乘车人属于车辆使用人,若受到伤害应向肇事一方去索赔,好意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六)、在假期共同外出旅游,各种费用均适用AA制的情况下,同乘人的身份属于车辆使用人,均不构成“好意同乘”,如驾驶人未尽注意义务或违章驾驶,比照“好意同乘”承担20—30%补偿责任为宜。

  (七)、在驾驶人与同乘人书面约定风险自己承担的情形下,法院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应判令好意方承担补偿责任。

  (八)、在机动车主上了座位险的情形二,好意者可向保险公司求偿因车主保险所应得的利益补偿,获得利益不足补偿同乘人的损失的,按交通管理部门划分过错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九)、在车主将车辆出借给他人,他人也安排了有驾驶执照的人驾驶的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给同乘人造成伤害,车主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责任应由借车人或驾驶人承担。借用车辆,在我国婚事嫁娶中十分普遍,发生交通事故后,让车主承担严格责任也不符合情理。

  以上种种情形,在我国无法律明文规定,属立法漏洞,笔者孤陋闻,难免挂一漏寡万,只是作为引玉之砖,给同行们和法律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