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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儿童犯罪行为的刑罚规制
发布时间:2016-12-01 作者:admin 浏览:

  浅析虐待儿童犯罪行为的刑罚规制

  ● 苏 琳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轰动一时的浙江温岭幼儿教师虐童事件使得“将虐待儿童写入刑法”的话题空前火热。

  案例回顾:2012年10月24日,一名网友在微博里曝光了一张浙江温岭某街道蓝孔雀幼儿园教师颜某虐待幼儿的照片。照片显示,颜某满脸微笑着用两只手分别揪着一名男童的左右耳朵,将其提离地面约十多厘米,男童的耳朵被扯得变形,因剧痛张着嘴巴哇哇大哭,表情痛苦,颜某却乐在其中。事发后当地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并于当天将颜某开除,事情到此并未平息。不久,颜某虐待班上幼儿的视频和上百张虐童照在网上被曝光。其行为令人发指,震惊社会。10月25日迫于舆论的压力,温岭警方无奈以“寻衅滋事罪”将颜某刑拘。11月16日,温岭警方官方微博发文称,经过侦查,颜某不构成犯罪,仅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该处理结果得到不少法律界人士的称赞,认为是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也受到很多民众的质疑,要求严惩施暴者的民意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这充分暴露了我国在规制教师虐待儿童方面法制的不完善,也反映了虐待儿童在中国遭遇的刑法困境。

  此外,2012年10月30日曝光了山东某幼儿园教师经常针扎虐待学生的事件,该老师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重庆某幼儿园教师罚咳嗽吐痰女孩,压着她的头舔吃痰;广州暴力老师许某因女童做运动时不配合,凌空狠摔4岁女童致女童右身偏瘫,已被判刑6年6个月;近期又有媒体曝出西安一家幼儿园在未告知家长的情况下,长期擅自给园内幼儿集体喂食药物,致幼儿普遍出现药物反应……

  上述虐童行为令人发指,虐童教师手段卑劣、情节恶劣,却没有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几乎均以行政拘留的处罚结果草草结案,导致类似的悲剧不断上演。我国仍然没有从这类恶性案件中思考出预防类似问题发生的制度。长此以往,必将产生更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处理结果,从而造成民众对于法律及国家公权力的不信任,损害法律权威,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难以实现。

  二、教师虐童案件之刑法规制的必要性

  1. 儿童法益保护的特殊性及必要性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总则中明确指出:“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有一句话能够充分表明幼儿时期所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就是,“3岁定终身”。 美国心理学家杰明斯的研究指出,5岁以前是智力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中50%的智力是4岁以前获得的,30%是4—8岁获得的。在儿童智力迅速发展、人格健全的关键时期,教师的教育行为是影响幼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若在这个时期内,教师对孩子用错误的方法施以不当的早期教育,其不良影响可想而知,有的甚至可能伴随孩子一生。

  与残疾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相比,未成年学生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弱势群体,表现在,他们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表达自己见解的能力和渠道,其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人代理。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一般需要依靠外界的力量如父母、亲属等而得到维护,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外界的力量也将面临求助无门的囧境。基于此,有必要对未成年学生的法益在法律上给予特殊保护,以表明法律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关注的立场。

  2.教师虐待儿童行为可能侵犯的法益

  教师虐待儿童侵犯的法益有可能包括被虐儿童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或者荣誉权等。侵犯儿童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易于理解不再赘述,在此仅对有可能侵犯的名誉或者荣誉权作出如下说明。

  名誉有三种含义:一是外部的名誉(社会的名誉),指社会对人的价值评判;二是内部的名誉,指客观存在的人的内部价值;三是主观的名誉(名誉感情),本人对自己所具有的价值意识、感情。一般来说,作为侮辱罪与诽谤罪法益的名誉应限于外部的名誉,但是应当意识到儿童属于一类比较特殊的群体,其与成年人的心理状态存在很大差别,对于儿童保护的标准应不同于对成年人保护的标准,这样才能达到保护的实质上的平等。儿童时期是一个人心理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儿童来说,内部的名誉和主观的名誉(名誉感情)与外部的名誉同等重要。鉴于儿童时期心理发展的特殊性与关键性,有必要把对儿童内部的名誉和主观的名誉(名誉感情)的保护考虑在内。

  3.教师虐待儿童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儿童虐待给其自身健康和社会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死亡和受伤。研究表明,童年期受到虐待和其他暴力与其将来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和危险行为有关。这些危险因素和危险行为包括遭受暴力、施暴、抑郁、吸烟、肥胖、高危性行为、意外怀孕、酗酒和药物滥用。上述危险因素和危险行为可能导致心脏病、性传播疾病、癌症和自杀,这些后果都是致死、致病和致残的首要因素。因此,儿童虐待对儿童身心健康有广泛的有害影响,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儿童虐待除了造成健康和社会损失以外,还会给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低估了儿童虐待的实际经济损失。美国有项研究回顾了一系列的数据,算出儿童虐待所致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每年高达94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其中住院治疗费用占30亿美元,心理健康治疗花费占4.25亿美元,儿童福利花费达144亿美元。占比例最高的项目是与儿童虐待有关的成年人犯罪导致的损失,估计每年共计554亿美元。

  4.教师虐待儿童初步具备犯罪的构成要件

  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内容为非法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行为与结果。责任形式包括故意与过失。教师非法侵犯儿童的人身权利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过错或者过失,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结果(尤其强调应当重视该种行为造成的对儿童的心理伤害结果,给儿童成长带来的巨大不良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一系列不可估算的巨大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责任形式一般为故意。该种行为已经初步具备了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应当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三、教师虐童遭遇刑法困境

  审视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教师虐童均不符合能沾边的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具体而言:

  1.虐待罪

  我国《刑法》第260条第1款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两年以下拘役或者管制。行为表现方式为经常以打骂、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或者强迫作过度劳动等方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情节恶劣。从行为表现方式上看,教师虐待儿童的行为似乎可以归为虐待罪,实则不然。

  构成虐待罪的重要要件之一即,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或者扶养关系,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非家庭成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教师与学生之间很显然不是家庭成员关系,教师身份不符合虐待罪的主体条件要求,因此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以虐待罪定罪处罚。

  2.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并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本罪对于伤害的程度有着严格的限制,必须是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只是一般性的拳打脚踢、推拉撕扯,不会造成伤害结果的,则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简而言之,如果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则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教师虐待儿童虽然使小孩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远达不到刑法规定故意伤害罪的轻伤以上,达不到入刑的标准。这样的行为可能涉及对儿童的心理伤害,但是心理伤害目前在刑法中难以评价,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无法以故意伤害罪规制这些虐童行为。

  3.侮辱罪

  侮辱罪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这里所说的“侮辱”,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诋毁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侮辱的方法可以是暴力,也可以是暴力以外的其他方法。

  本罪在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具体到这些虐童案件中,要求行为人具有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目的。间接故意、过失均不构成本罪。以往发生的虐童案件中,涉案教师往往没有贬损学生人格、破坏学生名誉的直接故意,因此也不构成侮辱罪。另外侮辱罪还有一个问题,它是自诉罪而不是公诉罪,如果受害孩子和家长不起诉的话,公权力没有办法干预。

  四、如何入罪:修改虐待罪而非设立虐童罪之理由

  现行《刑法》中没有相应罪名规制该种行为,只有通过设立新罪名或者修改《刑法》旧罪名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在《刑法》中增加设立虐待儿童罪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儿童属于弱势群体中的一种类型,教师虐童的本质其实是虐待弱势群体的一种表现。除了教师虐童现象,还广泛存在着养老院护工虐待老人,精神病院内虐待精神病人以及雇主与保姆之间相互虐待等虐弱的现象。虐待儿童的本质是虐待弱势群体,单独增设“虐待儿童罪”针对性太强,无法将其他的虐弱行为囊括其中。

  教师虐待儿童等虐待弱势群体行为符合现行《刑法》体系中虐待罪的特征,通过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并对虐待罪加以适当修正即可实现对虐待儿童等虐待弱势群体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理由如下:

  1.目前刑法体系中关于虐待罪主体的规定不合理

  我国《刑法》第260条关于虐待罪的规定中,将本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家庭成员”,该罪主体要求施虐者与被虐者为家庭成员关系。但哪些关系属于“家庭成员”,刑事立法规定与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未予以明确说明。“家庭成员”词义较宽泛,这就需要对“家庭成员”这一概念进行填充式的理解,需要一番思索酌量。而刑法条文中概念术语的厘清对于实现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至关重要,是明确性得以贯彻的基础。

  老师与学生、与雇主共同生活的保姆等按照文义解释是不能被包含在家庭成员关系中的,他们之间的虐待行为无法用虐待罪来规制。由此来看,发生在亲属之间的虐待(轻)尚且需要认定为虐待罪,而发生在老师与学生、雇主与保姆等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之间的虐待(重)却不能认定为虐待罪,有违刑法举轻以明重的司法原则之嫌。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刑法目前的规定明显滞后,“家庭成员”的概念过于狭窄,无法有效规制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各种类型的虐待现象,应将虐待罪的主体范围适当扩大。

  2.教师虐待儿童等同类型虐弱行为符合虐待行为的特征

  教师虐待儿童与社会上其他类型的虐待现象诸如养老院等虐待孤寡老人,精神病院虐待精神病人,雇主与保姆之间互相虐待等现象,同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有很多共同点,适合用虐待罪来规制:

  第一,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一般是父母对年幼的孩子或者子女对年迈的父母实施的虐待,也就是说,施虐者一般是在经济上、相互关系上或者身体力量上居于优势地位的人。本文中所讨论的虐待弱势群体的案件也有类似的特征,施虐者与被虐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似性,即施虐者都具有一定的强势地位,被虐者对施虐者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

  毫无疑问,“家庭成员”的概念应该基于“家庭”这一概念或指称之下,即虐待行为的受害者只能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而不包括其他相关人员,立法者立法时可能觉得当时这类犯罪多发于具有亲属关系或者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中。而如今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犯罪行为已经突破家庭成员的界限,立法及司法也不应恪守陈规,应当应现实所需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也符合《刑法》体系科学性的要求。

  第二,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还有三个典型特征:一,关系的紧密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联系比较紧密。二,场所的特殊性。一般发生在家里等特定生活场所,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地方,并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被外界发现。三,相处时间的长久性。家庭成员基于血缘、姻亲等关系而朝夕生活相处在一起,互相之间接触的时间较长。

  教师与儿童之间基于教与学的原因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学校期间,互相之间接触的时间很长。学校和教室也属于相对封闭与外界隔离的具有一定隐蔽性的容易孳生虐待的特殊场所。把这个“公式”用在别种类型的虐待现象中同样成立。基于雇佣、学习、照料等原因,施虐者与被虐者建立起了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场所内会发生紧密的联系,相处时间较长,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有条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实施经常性的虐待。因此,是否“共同生活”与是否发生虐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以此作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区分也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要。

  因此,本人认为,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下,对于教师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并不需要单独设立一个虐待儿童罪,通过修改现行刑法中的已有罪名即可实现,操作性较强,且能维护刑法体系的严密性、完整性与科学性,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因为在这些不同的虐待中,施虐者与被虐者之间、被虐者自身虽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又存在很多共通之处。如果在刑法中单独设立“虐待儿童罪”,对虐待老人、智障人员、精神病人等虐弱的行为又该如何用法律规制呢?如果每当媒体曝光典型案例就为其“量身定做”法律条文的话,那么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必将无法实现,造成立法上的冗余,最终难以实现《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的目的。

  五、教师虐待儿童入刑的实现途径

  保护儿童等弱势群体之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需要立法的不断完善,通过规定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责任,能够更好地调整、指导人们的行为,充分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因此,修改虐待罪与系统工程建构的理念更加契合。

  1.扩大虐待罪的主体和客体范围

  社会发展使得传统的家庭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虐待行为已经突破了“家庭”、“家庭成员”的范围,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

  除越南等少数国家的刑法典将虐待罪的主体限定为“家庭成员”外,大部分国家规定的虐待罪的主体范围都比我国规定得宽泛。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没有在刑法典中对虐待罪的主体范围作出任何限定,如《菲律宾法典》。第二种情况是,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比较宽泛,并不限于“家庭成员”。例如《意大利刑法典》中家庭虐待或者虐待儿童罪的主体为家庭成员或者因教育、培养、治疗、监管、看管、行使职业或者技艺等原因而负有一定照料义务的人。

  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大概可以将虐待罪规制的主体范围扩大为相互之间基于某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而负有一定的权利义务的成员之间。为了减少实践操作中可能发生的争议和摩擦,还可以用列举式的方法列明可以适用虐待罪的关系,比如师生之间、福利院与孤儿之间等。而虐待罪的客体也应随主体扩大而相应扩大为各自关系对应的弱势群体。

  2.将超越家庭、亲属关系外的虐待罪修改为公诉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60条的规定,虐待罪在未发生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结果的情况下属于自诉案件。然而,施虐者和被虐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二者之间的身体力量悬殊,虐待罪侵害的对象有其特殊性,往往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儿童等易受侵害的弱势群体,如果要求这些被害人来承担告诉的义务,将使得告诉难以实现。因为其或者容易受到行为人的威胁导致不敢告诉,或者因自身弱势而导致告诉不能。并且由这些被害人来承担告诉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又容易导致行为人虐待行为的升级,进而酿成惨祸。这便与自诉案件的规定产生了矛盾。

  《刑法》将虐待罪规定为亲告罪,可能是基于以下考虑:这种犯罪往往是发生在关系比较亲密的亲属或者家庭成员之间,被害人和行为人之间一般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无法割断的亲情,如果作为公诉案件将行为人绳之以法反而有可能违背被害人的初衷,对家庭、亲属关系不利,所以不宜作为公诉案件。如上文所述,目前社会上虐待罪的发生很多已经超越了家庭、亲属关系,因此,对于家庭、亲属关系以外的虐待罪作为公诉罪处理更加适合。

  3.适当提高虐待罪的法定刑

  《刑法》第260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就曾有学者认为在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其最高法定刑为七年有期徒刑,显然偏低,尤其是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更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与过失杀人罪(现已改为“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也不协调,故主张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但意见没有被采纳。

  一方面,从亲情原则出发,考虑到对被害人的保护,对罪犯的挽救及对家庭的拯救,为了维护亲情伦理和家庭和睦而维持虐待罪法定刑偏低的状况倒也说得过去。然而,如今虐待已经突破了家庭的范畴,延伸到更广的领域,对发生在没有亲属关系也不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有必要重新审视虐待罪的立法情况,适当加重其法定刑,以实现更好的防治效果。

  另一方面,在虐待罪与其他同类犯罪的关系上,对其设定过低的法定刑难以保持其与其他同类犯罪之间的罪刑均衡。仅就本罪的基本犯而言,若与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的其他罪名相比,它比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的法定最高刑都轻。就其结果加重犯而论,如果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相比,虽然两者都包含了“致人死亡”这一加重结果,但是虐待罪不仅致人死亡而且严重违背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理应比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更高。但实际上,两者的法定最高刑完全相同,均为七年。而且,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最低刑还比虐待罪结果加重犯的法定最低刑高。在这种情况下,对虐待罪设定较低的法定刑,容易导致罪刑失衡。

  从境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大部分国家都对虐待犯罪处以较重的自由刑,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虐待罪的法定刑为3年自由刑,虐待未成年人为其加重情节,需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自由刑。我国港澳台地区对虐待罪规定的法定刑也较重,香港《侵害人身罪》条例中,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的法定刑为循公诉程序的监禁10年,循简易程序的监禁3年;《澳门刑法典》中虐待未成年人、无能力之人、或配偶又使之过度劳累罪的法定刑为1年至5年徒刑,此罪加重犯的法定刑为2年至8年徒刑或者5年至15年徒刑。

  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与立法时特定的历史情况有关,但在当前背景下,虐待案件频发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突出问题,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也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且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以昭示对低幼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人身权利的特别保护。

  在对虐待罪的立法进行上述修正后,既可以对教师虐待儿童的行为予以刑法上的评价,又可以将敬老院虐待老人、精神病院虐待精神病人、雇主与保姆之间的虐待等社会上其他类似的虐待现象纳入其中。一方面没有在刑法中增加新的罪名,符合立法类型性的要求,有利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符合社会发展对于“虐待儿童”入刑的立法需求,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老人、精神病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真正建立起一个科学严密的惩治虐待犯罪的刑法体系。

  六、结语

  教师虐童、虐弱等行为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是人权意识淡薄以及对权利的漠视和对生命的不尊重,而这也与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深厚影响分不开。想要改变扎根在思想深处的观念和想法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是一个长久耗时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但是那些饱受虐待的弱势群体却未必能等。

  当今社会,法律尤其是刑法,极大地冲击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严禁酒后驾车”的口号喊了不知道多少年,但是受制于传统的劝酒陋习,觥筹交错中制造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剧。这么多年交管部门针对“醉驾”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活动,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往往是专项整治活动的风声一过,“醉驾”就再次卷土重来,无法根除该顽疾。而酒驾入刑后,交通管理部门严格执行醉驾入刑等规定,使“酒后不驾车”的观念深入人心,其背后显现的即刑法的威慑力,其在短时间内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生活,值得赞许。事实上,“醉驾入刑”就是经过很多案件的舆论发酵,引发法学家、民众的充分关注和讨论最终得以实现。实践证明,酒驾入刑对中国几千年来酒文化的冲击和人们观念意识的改变无疑是史无前例的。

  虐弱行为也一样,只有将它纳入到刑法规制范围内,触动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人们的神经,才能让人们从思想深处改变观念,深刻认识到类似行为属于犯罪,将会触犯《刑法》导致刑罚处罚,从而心生畏惧而改变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全新的尊重生命尊重权利的价值观念和全新的行为习惯,达到预防和惩治相结合的结果。

  参考书目:

  [1].乔东平. 虐待儿童: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式诠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张文娟.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Alexander Butchart. Alison Phinney Harvey. Marcellina Mina. Tilman Furniss. 预防儿童虐待:采取行动与收集证据指南[M].瑞士: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社,2006.

  [4].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尚晓援.张雅桦.建立有效的中国儿童保护制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徐文文.赵秉志,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J].法治研究,2013(3):103-108.

  [7].徐庆翔,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以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3(2):67-68.